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有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能力水平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和需要呈现出极不适应的一面。对此，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干部队伍建设和选拔培养人才的措施，建立了以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和离退休制度为核心的干部选拔与更新机制，推行与实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使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重新走上了正轨，局面逐步稳定下来。但这支拥有数以千万计的干部队伍，却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干部队伍年龄严重老化，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后，为了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干部工作方面，中央在着力清除“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同时，为绝大多数老干部恢复了工作，并且将他们安置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中央强调：对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老干部，要尽快安排工作；曾经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表现好的老干部，要结合调整领导班子，把他们调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这一措施应该说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出来工作，就很难支撑和扭转局面。但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面对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些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很难坚持日益繁重的领导工作，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接班。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影响，再加上多年没有实行新老干部的更替，使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中青年干部极其匮乏。这样，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普遍“老化”，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异常突出。有资料显示，　１９６５年，国家机关３０多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平均年龄是５５岁，其中５５岁以下的占７０％，６６岁以上的只占５．７％。而１９８０年平均年龄是６３岁，比１９６５年上升了８岁；其中５５岁以下的仅占９％，下降了６１个百分点；６６岁以上的占４０％，上升了３４个百分点。

二是文化素质偏低，干部队伍构成极不合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具备较高专业知识和文化素质的干部。而我党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革命和战争年代培养起来的，其工作能力与经验大都停留在以往的工作环境上，相当多的干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更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既不懂经济，也不懂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本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但由于党在工作上的失误，没有完成这一转变。当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是：　１９８０年，全国２０００多万干部中，大学毕业的只占２０％左右，初中以下文化的在４０％以上。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懂专业、会管理的干部更少。一般行政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偏多，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和专门训练的专业技术干部较少，在现有的专业技术干部中，也存在着门类不全、分布不匀、比例不当等问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亟待提高和改善。

通过改革开放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在新时期要肩负起的历史重任和要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担负着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发挥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但是，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存在的这两大问题，使其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陈云在１９８１年７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老干部带病工作的人，或者病死病倒的人，一天天增加。”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各部也好，各个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真正能做工作的，三几个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对此，邓小平也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干部队伍的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党及时提出并确立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方针，使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同时，着手建立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切实解决干部队伍老化的问题。　　

二、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

　　干部离休、退休，是党的干部队伍正常新陈代谢的一部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是从制度上保证干部队伍的正常交替。在干部领导职务问题上，党和国家虽然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过领导职务终身制，但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干部任职不受年龄、健康、任期的限制，而且任职与工作业绩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造成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的局面。老干部不退下来，中青年干部就无法提拔上去。因此，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势在必行。

　　１９８０年１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对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并说我们党没有及时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失策。他在回答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承认，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因此，邓小平强调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为了消除在具体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其中，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成为重要的内容。

　　会议研究了中央政治局向将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国务院领导成员变动的建议：华国锋不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不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充沛的同志担任，王任重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与有关各方面协商，也准备作一些变动。会后，作为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随后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了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继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后，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的又一重要步骤。其着眼点在于：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安排荣誉职务）的制度。《决定》指出：“为了保证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顺利进行，并使一切将要退下来的老干部都能得到妥善的安排，中央认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年龄的界限问题，《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６５岁，副职一般不超过６０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６０岁。”“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那些身体还好、又有比较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因年龄或名额限制不宜进入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可以安排担任负有一定职责的顾问，或从事某一方面的调查研究、参谋咨询的工作。那些为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威望比较高、但是坚持正常领导工作（包括当顾问）有困难的老干部，可以安排适当的荣誉职务。”

　　４月１０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几项规定》的通知，规定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随后，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对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届数作了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任职均不得超过两届。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又把这一问题写入了党章。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或者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干部离退休和退居二线制度建立以后，党内已有一大批老干部退休离休或当顾问或安排荣誉职务，从而打破了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三、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或离退休

　　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了，但要在短期内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老干部在思想认识上还有些想不通，另一方面就是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客观现实。对此，中央决定设置顾问委员会来解决面临的矛盾与困难。

　　复出后的大多数老同志，虽然也认识到了提拔年轻人的重要性，但由于刚恢复工作就要退休让位，思想上一时难以接受。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使那些贡献较大、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部既能适时退出第一线，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又能在第二线过渡一段，继续在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设置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邓小平认为：“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作出了《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规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评论说：“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

　　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顾问委员会，在解决新老干部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按照邓小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的指示，中央顾问委员会只存在两届（每届５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以后，十四大同意不再继续设立顾问委员会，标志着改革开放之初非常突出的新老干部交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设置顾问委员会，为国家领导人实行离退休制度奠定了基础。顾问制度的建立，开辟了国家领导人离退休制度的先河，为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过渡形式，既不让老干部感到突然而造成心理上的一时难以接受，又有效根除了职务终身制的弊端。

　　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行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在实际工作中的难度还是很大的。虽然对于妥善安排年老体弱、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的干部，党内外的舆论总体是拥护和赞成的，但相当多的老干部在离退休问题上想不通，社会上也流传着对干部离退休举措的诽言。对此，中央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认为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干部，不是“没有能耐”，便是“革命意志衰退”，或者是“犯了错误”；还有人把安排一部分老干部当顾问和离休、退休说成是“不要老干部”了。对此，中央指出，党的老同志，论德才大都能够胜任现职。他们当中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荐贤举能，自己要求退下来当顾问或离休，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宽广胸怀，与那些犯了错误被免去或撤销领导职务的情况绝不可混为一谈！

　　针对部分老同志认为自己被“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恢复了工作，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离退休，感到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的情绪，邓小平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自觉。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实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有些老干部，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也愿意退下来，但担心退下来以后生活方面和其他方面会遇到实际困难。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一定要满腔热情地照管好离退休的老同志，保证落实好离退休干部的待遇，使老同志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并在干部和群众中真正形成尊重和爱护离休、退休老干部的好风气。

　　在中央的倡导和推动下，许多老干部开始主动要求退居第二线、第三线，当参谋，作顾问，离休退休，让年轻同志上第一线担负重任，一些老同志虽然在思想上暂时有些想不通，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响应和服从了中央的安排。全国各地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进行的领导班子调整中，约有９０万名老干部退到二线、三线，带头以实际行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１９８５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收到了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等１３１位同志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来信，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中央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规定的落实。到１９８６年底，全国共有１３７万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为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倡导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邓小平身体力行，逐步退出中央最高领导层。１９８０年秋，国务院领导成员发生重大变动，邓小平等８人一起辞去国务院领导职务，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推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干部年轻化战略举措的实施。１９８１年６月，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无论从资历、威望、能力、贡献哪个条件说，此职非邓小平莫属，但邓小平拒绝这样做。他推荐胡耀邦任党中央主席，自己只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为老干部让位给年轻干部进一步作出了表率。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成功地说服了大家，和其他几位老一辈杰出的革命家一起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从而也退出了起关键作用的中央政治局，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邓小平的这一举动，为中央领导机构的进一步年轻化，为以后长时期内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表率作用。